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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穷人的孩子,正在被手机废掉!

一块屏幕可能会让农村孩子突破阶层,但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。

留守儿童趁父母回家过年,偷偷拿手机玩游戏充值,最多的充了20多万元。”在反网瘾社会组织当义工的廖秋斌对媒体说,中国留守儿童的“手机病”已经非常严重。在他们的组建的受害者互助群里,孩子拿家长手机玩游戏,花掉几万块钱的案例不在少数。

据新华社报道,湖南郴州一间农村初中的班主任吴耀娟说,他们学校80%都是留守儿童,“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,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,上午睡觉,下午起床继续玩”。有孩子沉迷手机后,成绩从第一学期的80多分,滑到40多分,后来再也没有及格过。

农村孩子沉溺手机的背后,是早已存在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。

去年年底,中青报发表了一篇名为《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》的文章,在网络上引起了人们对于技术改变命运的热议,但它没有提到的是,同一块屏幕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。

《纽约时报》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,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,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,不打电话,不上社交网络,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。

关于“青少年手机成瘾”的争论,这些年在网上时有发生,但加上“富人”与“穷人”的区别,或许能更刺激我们的神经。

一、农村留守儿童,网瘾的首要受害者

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发布的《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》显示,截止2015年底,中国农村青少年网民数量约为7921万。

互联网的发展连接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,农村青少年通过这块小小的屏幕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纷呈,同时也使得他们身陷网络游戏成瘾的重灾区。

其中,近700万自制力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,成了网瘾的首要受害者。

上世纪90年代那场人口大迁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,近些年来国内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乡村日益空心化,农村孩子的家长们大多外出打工,把孩子交由祖父母抚养。

这届子女正好又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,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作为童年玩伴,祖父母能保证孩子吃饱穿暖,可他们大多年迈体弱、学识水平不高,只能将孙子孙女放养,或者借由寄宿制度交由学校教育。

父母缺位、隔代教育、缺少玩伴和寄宿制度,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。

农村基础设施匮乏,娱乐生活单调乏味。据《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》显示,截至2013年12月31日,我国农村体育场地面积为6.12亿平方米,连城镇数据的一半都不到,且在67.97万个农村体育场地中,仅有2.73万个室内体育场地,远远少于城镇的12.87万个室内体育场地。

这也意味着一旦遇到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状况,农村的孩子可能就无处可去。

为了给孩子“解闷”,方便与孩子联系,父母们大多会给孩子买一台智能手机。

与此同时,正处于“躁动青春期”的孩子独立意识觉醒,探索世界的欲望骤增。中国的孩子向来对于自己的支配权就十分有限,求知的欲望得不到满足,情绪的发泄没有出口,就会转而从线上社交、短视频直播和网络游戏中寻找寄托和满足。

从前,乡村孩子的童年,是逮鱼抓虾掏鸟窝,弹珠跳绳捉迷藏,后来电视的普及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。这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“上山下乡”,孩子们慢慢的也不看电视了,毕竟那块屏幕里什么都有,而且还能见识到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世界。

可是青春期的孩子大多处于盲目模仿、心理状态极不稳定、自我约束力低下的时期,一旦几个孩子开了玩游戏的头,就很容易形成示范效应。

于是,我们过年回家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:家里的几个孩子总是围在一起,端着手机,熟练地“走位”“团战”,有人开口“带带我”,就会有人出来充当“大哥”。

网络的虚拟世界承载了农村孩子青春期无处释放的情绪,构建了他们对于外界的想象。但在另一方面,过度沉溺于游戏,也造成他们精神世界的荒漠化。

过度沉溺于游戏同时有可能助长农村孩子的“反学校心理”,他们会在课堂上制造各种混乱来表达对学习的抗拒,以此来表示瞧不起作为“知识代言者”的农村老师,这种反学校心理具有屌丝和土豪的双重属性。

中国的家长多么看重自己孩子的成绩,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。据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在2018年9月发布的《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》,将近80%的家长将孩子的学习成绩视为他们最关注的一方面。

但相比起城市里的中产家庭,农村的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普遍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焦虑感,农村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要求很简单:走出去,养活自己,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环境。

他们对于子女的未来未必就有更开放和豁达的心态,看似“开放”的教育理念或许是因为他们长期不在孩子身边陪伴,心有亏欠;又或许是在他们狭窄的眼界里,孩子长大之后如果能成为一个公务员或者老师,这就已经是一件足够向乡里乡亲夸耀的事情了。

“读书无用论”一直肆虐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之中。据调查,在底层家庭中,家庭年收入处于 5 万~10 万之间的“村庄富裕阶层家庭”对读书的有用性认同度最高,而家庭年收入处于 1 万以下的“村庄贫困阶层家庭”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。

换句话说,家里越穷,越觉得读书无用。

贫穷限制了家长的想象力,也早早地给孩子的命运进行了无情的宣判。

家长的想法最直接地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,既然读书无用,那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,不完成课业,甚至会无故扰乱课堂纪律。

为了避免意外伤害,现在的中小学很少组织大型的学生出游活动,手机游戏巧妙地填补上了课余时间的空档,孩子们可以在游戏的世界里“称王称霸”,以此缓解农村生活的无聊和对父母的思念。

二、孩子沉溺手机,家长也应该反思

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了上个世纪打工潮时代的“遗留病症”,孤僻乖张、敏感孤单、焦虑迷茫……媒体不断塑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留守儿童形象,如今,沉溺于手机游戏也成了他们的原生之罪。

尽管户籍制度已经有所松动,但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顽固,城乡资源分配不均,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。而进城农民工却无法轻易获得城市户籍,也不能享受和城镇市民的同等待遇,如医疗保障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。

子女就近入学难、城市消费水平高,种种原因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,老家交由其祖父母或者亲戚抚养。“城市—农村”的断裂,由此成为了留守儿童社会联结断裂的开端。

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孩子放纵自我、沉迷游戏,有部分家长会选择通过手机、微信等通讯工具实时和孩子及其老师沟通,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成长。

亲子互动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孩子的成长,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不足,与学校老师缺乏沟通,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也会相应的偏弱,“家庭—学校”的断裂接连而来。

调查显示,当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管教严格时,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比平时更加认真,学校的老师也会相应的选择和家长相似的态度对待这名学生;一旦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力度下降,留守儿童就易产生学习效率低下、学习目的不清甚至厌学的状况。

当家长不能完成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基本监管时,学校教育理应弥补上这个缺失。可实际上,农村教育设施落后,人力与物力资源缺乏,一个班主任通常要管几十个学生,没有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。

留守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归属感,因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为地弱化。当他们自然而然把这种归属感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时,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,这极易让其产生挫败感和迷茫情绪。

农村的孩子大多在“城市—乡村”和“家庭—学校”这两大断裂带上艰难地抉择,自己是要勇敢面对,还是消极逃避?勇敢面对者或者还能像刘媛媛那样成为北大才女,面对镜头向亿万中国人讲述自己寒门贵子的经历,而消极逃避者只能扣动着那块透着莹莹绿光的屏幕,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想象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

当然,手机游戏并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,学者王磊光就认为手机对于缓解农村原子化危机有好处。计划生育和农民工大量进城,导致中国农村的原子化状况尤为严重,农村人口急剧减少,原有的集体性文化活动也消失殆尽,大人们很少再走家串户、举办大型宗族祭祀活动,小孩子们也不再一起爬树掏蛋、下河捞鱼。手机为孩子们参加集体性活动提供了机会,成了孩子们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渠道。

“唯有重新创造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活,才有可能将孩子从手机中解放出来。”王磊光教授说。

三、“毁掉穷人孩子”的锅,该由谁来背

“毁掉中国穷人家孩子”的这口锅,一听就十分黑且大,谁也不敢轻易地背上,乍听一下,手机游戏运营商似乎要负首要责任。

这些年来,家长和社会也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手机游戏上面,设立游戏分级制度,设置“防沉迷系统”,由远程的家长监测孩子的上网打游戏情况,随时对孩子进行管教。

当然,我们必须承认手机依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、生活的负面作用。但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现代社会,一味地妖魔化网络游戏也是不可取的。

游戏工业在农村孩子手机上瘾的过程中,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,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,而不是电子产品或游戏本身的问题

孩子沉溺手机和游戏,主要是教育、家庭、环境影响等问题。

相比起富人,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,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,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?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?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。

一方面,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,在于其自身如何在“断裂的时代”辨析和定位自我;另一方面,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灵成长,关系着我们一代人的“痛”与“爱”,没人能把自己剥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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